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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我有幸应邀参加了由湘雅医学院组织的“重走湘雅路”活动,作为首站,先后赴贵阳、重庆,拜访老校友,追寻当年湘雅医学院流亡办学的足迹。贵阳医学院党委书记姚小泉一见到湘雅医学院党委书记肖平就说:“亲人呐,你们来了!我们贵阳医学院与你们湘雅医学院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啊,张孝骞还是贵阳医学院的创始人。”在贵阳市次南门外石洞坡当年湘雅办学旧址,虽然早已旧貌换新颜了,但“湘雅村”名称还在,甚至其相关品牌“湘雅园”、“湘雅家具城” 等相当抢眼,公交车还有个“湘雅村”站。校友们个个都为自己是“湘雅人”而感到自豪,大家再次品味了“湘雅文化”与“湘雅精神”的超人魅力。
70年前的1938年10月,湘雅医学院260多名师生在张孝骞院长带领下,开始了西迁流亡办学的旅程:先是在贵州省的贵阳市次南门外的石洞坡草建校舍上课,6年后又再迁重庆杨公桥和高滩岩中央医院办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复原长沙,重建被日本侵略军焚毁的湘雅校园。重温湘雅人“八年抗战八年流亡办学”这段历史,让人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怀!
国难当头,湘雅向何处去?
历史就这么无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强占我东三省,导致我大批同胞流亡。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国民政府的无能与广大民众抗日救亡激情形成了鲜明对照。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大批日本军队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在中国领土上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很快侵略者占领了华北地区,“诺大一个华北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当时正在北京协和当医生的张孝骞教授心中十分愤瞒:“决不能在敌人的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他当即找到狄瑞德院长:“北京即将沦陷,我不能在沦陷区工作”,并单方面撕毁了与协和医学院为期4年的聘约,转而接受了母校王子玕院长寄来的“湘雅医学院教务长兼内科教授”的聘书。“七﹒七事变”后一个星期的7月14日,张孝骞抛弃了在北京的住所、家具,放弃了协和医院的优厚条件,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离别了他们生活了13年的协和,经平绥铁路绕道大同、太原、石家庄南下,踏上了回归故乡之路。
湘雅医学院张开双臂迎来了她的首届校友张孝骞教授。其时,王子玕校长已奉命調回江西南昌,担任国立中正医学院院长兼公共卫生学教授。张孝骞便被湘雅校董事会联席会议推举为代理湘雅医学院院长和护校校长,美籍教师顾仁代理湘雅医院院长。1939年8月,湘雅校董事会正式选举张孝骞继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湘雅医院院长、湘雅护校校长。
张孝骞临危受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学校停办或流亡,湘雅则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少数几所能维持相对正常秩序的医学院校之一,并先后接收了来自战区的60余位“借读生”。湘雅人的爱国激情亦被点燃,一边教学一边还要将师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伤病员,特别是其教学医院—湘雅医院照常坚持为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内科教授杨济时亦发起组建了“湘雅医学院战时服务团”,并亲任团长,指挥救护伤病员、救济难民、慰劳出征将士及宣传急救知识等活动。1937年8月,肖元定等率领由高年级学生组成的医疗救护队抵达前线,支援抗日达半年之久。1938年1月5日,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来校宣讲抗日形势,并组织湘雅医学院第12班学生何武坦(向进),第14班学生李震勋、谭壮及湘雅护校杨家红(杨光)等4名学生,先后离校北上,投奔延安参加抗战,届时有30多名师生到小吴门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同年8月,由湘雅医学院和护校的338名师生组成的湘雅医教救护队被编为全国医教救护团第一队,由张孝骞院长任队长。其中湘雅医学院医教救护分队190人又分设内科、外科、司药、防疫、救护、检验、担架等7个组;湘雅护校分队143人分为技术护病、普通护病、急救、交通、通讯等6个组,参与战伤救护。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军肆无忌惮继续南侵。1937年11月24日,长沙城首遭敌机轰炸。接着,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人心惶惶。国难当头,湘雅向何处去?危难之际,张孝骞和校友们挺身而出,提出了西迁动议。因为他们不忍心将湘雅医学院陷入敌手,决意保全湘雅医学院教学设备、保护师生安全,让湘雅继续为国家培养高级医学人才。可这一意见却遭到了美国雅礼会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即使长沙沦陷了,只要在湘雅的屋顶上挂上美国的星条旗,湘雅就不会挨炸而得以保护。对此,张孝骞断然予以拒绝,并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支持。
周密策划,精心选址
张孝骞不相信美国国旗能有那种神话般的力量。他说:“湘雅培养的人才是属于中国的,我不能眼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他们怎能理解什么叫同仇敌忾!”于是他拒绝了美国人的要求,仍旧坚持要迁校。可是,他却调动不了湘雅医院。办医学院,如果没有附属医院,那将如何进行教学呢?只得另想办法解决临床教学问题。真是左右为难啊!
为了学校的大搬迁,张孝骞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他成立了迁校委员会。湘雅往何处迁?会上有人提出就近考虑,因此可以节省一些开支;也有人主张干脆远一点,最好搬到日本人打不到的地方,那样更安全。关键时刻,他找到了湘雅第一任校长、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师生俩将地图摊在桌上,仔细分析着每个方向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俨然就是在谋划着一场军事战争。在老师的指点下,张孝骞首先考虑迁往省内。为此,他专程赴湘西沅陵考察,可那里临床教学成问题,沅陵县城居民不足一万,教会医院规模狭小,估计难以维持湘雅的临床教学,所以只得另寻他途。调查结果:湖南境内不是地少人稀,便为难策安全的交通要道。原拟定,低年级学生迁往西南继续随校学习,高年级学生及湘雅医院留守长沙,以协助湖南的抗日救护及卫生防疫工作。后来,教育部与湖南省政府却批迁广西桂林。张院长随即赴桂林,向广西首领求援,经两度商谈,得到了广西方面的欢迎。1938年7月1日,湘雅医学院便将首批设备装船驶离长沙。没想到船到衡阳,就接到广西方面撕毁原协约的信息。广西省政府开出的条件是:抗战胜利后湘雅医学院须留在桂林,不再返湘。这使张孝骞难以接受。而在此时,贵州省贵阳市的各医事机关,特别是刚成立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却热忱欢迎湘雅医学院迁筑,并表示愿意协助湘雅的临床教学工作。其时,沈克非领导的南京中央医院亦迁往贵阳。于是张孝骞毅然赶赴贵阳察访,喜得沈克非院长和校友姚克方所长的热忱支持与帮助。张孝骞当机立断: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
草建校舍,艰苦办学
返回长沙后,张孝骞迅即行动、安排部署。经过多方努力,他租得西南运输处的回空车辆,将全校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等经桂运筑;而26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则乘车经湘西赴贵阳。经过一个星期艰难跋涉,终于在1938年11月胜利完成了学校的大转移。这次搬迁,由于张院长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人员货物均完好无损。来到贵阳后,学校先在东山,后在次南门外的石洞坡租赁民房,学生借用贵阳医学院的简易房屋于10月24日正式上课。当年12月,学校开始在次南门外石洞坡草建校舍,先后在长群义园建筑了3栋二层楼房,随后又续建了8栋简易宿舍和数栋杂屋,耗资5万法币,使学校初具规模。张孝骞高兴地为它冠名“湘雅村”。据史料记载,至1940年,学校有注册学生160人,其中女生55名。
尽管如此,湘雅在贵阳办学依旧困难重重,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特别是物价飞涨,导致经济陷入极度困境之中。湘雅医学院原本就是一所私立大学,1925年后就由湖南育群学会独家管理,美国雅礼会只负担湘雅医院与护校的一部分经济责任。学校除由湖南省政府常年补贴以及学生所缴各项费用外,还需通过美国罗氏基金会、美国平民社等募集一些善款。1934年,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续约期满,双方虽多有接洽,却一直未再续约了。随后数载,湘雅医学院经费全赖湖南省政府与教育部补助费维持。抗战以来,国库省库各款减成发放,仅1937年纯收入不过9万余元,学校所收学杂各费在全国公私立医学院校中最为低廉,全院仅9000余元,而全年全校超出预算已过15万元。为了摆脱困境,张孝骞不得不发动了一场将湘雅医学院改“私立”为“国立”的运动。
老校友们告诉我们:想不到,湘雅师生逃难到了贵阳,还要随时应对敌机轰炸,随时要准备躲避到临时防空掩体中去。1940年5月1日,有18架日本飞机飞抵贵阳上空作轮番轰炸,其中有两颗炸弹击中了湘雅教学医院的手术室:手术室被炸垮了,4名护士被当场炸死,正在为病人做手术的谢陶瀛医生被埋在了瓦砾堆中,致右前臂骨折。同年7月12日,又有日本侵略者的4枚炸弹落在了校园里,动物室被全部炸毁,其附近建筑物也遭受严重破坏,教学医院亦同时受到严重破坏;另有一颗炸弹正好落到了张孝骞院长家里,幸未爆炸。
当年的校友回忆,师生们在这里经受了艰苦磨练。当时,学生上课必须的凳子无处可买,学生就只得站着上课。后来,总务主任只好买来长条板凳,将其从中锯断,分别再另加上一只脚,成为各人保管、使用的“三脚凳”。老师们则在张院长带领下,弘扬湘雅传统,刻苦自厉,坚守岗位责任制,在最困难时还自发地将自己的薪金减半;他们都坚持不到社会上去开业以获取优厚的物质利益。特别是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等医护人员主动参加湘雅的教学,张孝骞院长亦亲自率领教师前往中央医院分担诊务,均不另受酬金。他们的行动为学生树立了良好榜样。
学校在一边教学一边搞建设。张院长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团结奋斗、克己奉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高效率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使得湘雅的教学和临床工作质量基本上未受到战争和流亡的影响;相反,学生们在这里培养了团结、互助、积极、主动的作风,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之时,取得了精神上的极大丰收。张孝骞费尽心血终获回报,在1940年6月1日召开的国民政府行政院469次会议上,讨论批准了“湘雅医学院国立案”,并于同年8月,正式更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自此,湘雅每年得到教育部拨给的教育经费20万元,从而缓解了经费困难。
随后,张孝骞院长在全院广泛开展了校风与学风建设。他发动师生总结、提炼湘雅的校风,积极支持组织文艺表演、体育比赛以及“求真读书会”读书活动等,大力拓展校园文化,弘扬严谨治学精神,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他亲自为国立湘雅医学院题写了“公勇勤慎,诚爱谦廉”八字校训,并请3班校友龙伯坚撰词、唐学咏制谱,推出了颇受师生吟唱的《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长沙张仲景,医学溯先贤;泱泱乎流风千载,湘雅树中坚。椎轮始业自谭胡颜,历尽艰难颠沛壮气直无前。院训指薪传,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宏创造,利人天,发扬光大,亿万斯年。”迄今,这校训、校歌在校园传唱不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不懈进取。
流亡重庆,教学不辍
1944年11月,敌骑深入广西,曾一度蹿到独山。畏敌如鼠的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竟然率部队撤退,导致贵阳市人心浮动,湘雅部分师生开始自动离院。军队乘机占领了湘雅村的二、三两栋宿舍。形势所迫,在张孝骞院长指挥下,湘雅师生于12月8日(这天恰好是30周年校庆日)携带仓促装箱的图书、设备,再次踏上了流亡之途。时值严冬,师生员工零散上路,漫无目的地步行数百里,竟无处栖身、无家可归,人们惟有“湘雅”在心中。大家流着泪,哼着校歌……其流亡惨状难以言表。还有许多物资设备,则由刚毕业留校的刘树焱校友多方联系,方经戴笠同意派出15辆商车协助湘雅搬运。直至第二年春节前夕,张孝骞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物资抵达了重庆。
其时,山城重庆比1938年的贵阳还要拥挤。大批湘雅人员携带器材物资至此,已经走投无路了。可还是“天无绝人之路”,又遇柳暗花明:幸遇时任陆军总医院院长的李穆生校友,他热情地收容了来自母校的师生,终于使大家得以安顿下来。随后,张孝骞通过他中学时的一位同学,找到了设在重庆杨公桥的国防部兵工署。几经交涉,张院长决定以亲自为兵工署及其所属单位职工看病作为交换条件,借得3栋大仓库做教室,从而让学生于1945年3月初恢复上课;湘雅医学院则由陆军医院搬来杨公桥。不久又得到了重庆高滩岩中央医院(现为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支持,愿接受湘雅高年级学生的临床教学,学生就住在中央医院附近某机关被废弃不用的草棚里。军委会第二厅厅长郑冰如,也无偿拨给高滩岩原测量学校的两栋旧房做湘雅医学院校舍。
随后,湘雅医学院在杨公桥兴建了教学实验楼及一栋家属宿舍。湘雅就以杨公桥做前期教学基地,以陆军总医院和高滩岩中央医院做临床教学及其实习基地;长沙和沅陵的湘雅医院则仍作为生产实习医院。至此,学校得以稳定下来,并用缩短暑假的办法,来弥补搬迁中耽误的学时,以保证教学质量。
1945年8月14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湘雅师生欢呼雀跃,纷纷上街游行,欢呼这望眼欲穿、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10月中旬,张孝骞院长向教育部长朱家骅面呈了《国立湘雅医学院请求将临床医生提前迁湘缘由的报告》,并获批准。10月底,肖元定率领在重庆的湘雅部分临床教师及六年级学生启程回长沙,而绝大部分师生员工仍然留在重庆杨公桥。
1946年1月,张孝骞在重庆曾4次主持湘雅复员委员会会议;2月16日,肖元定、刘澤民、黄友岐等也在长沙召开会议,商议迎接在重庆的师生回长沙后的食宿与教学场地等问题。经交涉,湖南省政府决定把原四路军的仓库拨给湘雅医学院做临时宿舍。5月初又由总务主任凌敏猷主持了复员会议,反复磋商迁校回长沙的经费问题。随后,学校从重庆战时运输局租到了汽车,并将在重庆杨公桥的一、二、三年级全体同学和老师经川湘公路,5天后到达沅陵,再过雪峰山,经邵阳、湘乡、湘潭,于五月底回到了阔别近8年之久的长沙。少数师生则于6月中旬乘坐大客车经沅陵、桃源抵达常德后,改乘轮船回到长沙。
1946年6月底,湘雅全校师生员工、医护职工和护校师生,重新聚首长沙,于当年11月1日正式上课,并重建被日军焚毁的湘雅校园。
此时,我们的张孝骞院长真的累了。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抗战胜利了,湘雅胜利了!流浪儿终于回家了!”并且他深知“事业自有后来人”,便决意辞去院长公职,还向教育部提交了辞呈。此间他正好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前往美国作学术交流与考察。
1946年12月8日,国立湘雅医学院在长沙举行了复院后的第一次院庆。也许张孝骞此间正在美国康州医学会作有关“中国战时高等教育”的主题报告。据相关资料统计,在张孝骞领导的八年流亡办学中,先后毕业六年制本科生174名(占建国前湘雅毕业生总数的49.6%),在读学生265人以上。他们与张孝骞院长一起,共同见证了湘雅的这段辛酸流亡办学史以及她的建设与发展。
1948年8月,湘雅荣获喜讯:当年获得学习成绩第一名和毕业论文第一名的张孝骞,如今又以医学教育与内科临床的出色成就被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与郭末若等人一道成为我国首批81名院士之一。张孝骞又创湘雅第一名,湘雅又是全国第一。无疑,这是学术界对国立湘雅医学院的进一步肯定与褒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走湘雅路”的45名湘雅师生再次踏进重庆市,寻访当年杨公桥、高滩岩的历史痕迹时,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肖平书记带领我们来到第三军医大学干休所看望了当年的老校友吴献猷、余曼英,并与30多位在重庆的新老校友共进晚餐,让我们再次品尝了校友们的特别亲情。85岁的吴献猷老师,晚年由放射科医生改做英语教学,并成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翻译家”。他特别搬出了他的军功章与奖状向母校报喜。他还告诉我们,后来他曾3次去过杨公桥:第一次去,当年湘雅的两层教学楼还在;第二次去时,当年的两层教学楼成了银行办公处所;第三次去,当年的楼房已移为平地。时过境迁,一座现代化的重庆新城拔地而起。第三军医大学有关领导曾对我说:湘雅医学院是第三军医大学的前身,湘雅校友董秉奇、凌惠扬、陈仁亨、陈劭游、宁天枢、晏良遂等都曾经是该校的领导与知名专家。该校著名妇产科专家陈竹欣将军就是湘雅1955年级毕业校友。她说,湘雅在重庆的校友很多,特别是在第三军医大学和重庆医科大学有一大批年轻的湘雅校友:“我们都为湘雅而骄傲!”
创设湘雅医院沅陵分院
老校们曾多次回忆起当年岁月:1938年11月,日军侵抵湖南省汨罗、逼近长沙时,为策安全,湘雅医院决定兵分三路,即一路留守长沙,两路分别外迁耒阳和沅陵。因为湖南省政府行署初设耒阳,故湘雅先在耒阳拟设耒阳湘雅分院,并派李明俊等运去了部分医疗器械,择日开诊。后来,省政府决定要在耒阳设省立中正医院,故令湘雅医院院方有所考虑:一是耒阳乃弹丸之地,两院并立,门诊量少,不能满足学生学习之需;二来耒阳地处粤汉铁路沿线,又系丘陵地带,易遭日寇或敌机袭击,且无山势可作屏障,难免会蒙受更大损失,因而决定取消“耒阳分院”,并派美籍教师顾仁前往耒阳运回了各项设备。
同年11月,湘雅医院拟在沅陵设立湘雅分院,并派吕静轩医生和护理部主任陈琰,偕同1名外科医生、5名护士及化验、药剂、工友各1名,携带少量药械在沅陵驿马头汽车站开设门诊。嗣后,雅礼中学、省政府行署亦迁往沅陵,使得沅陵县城人口聚增至20万。为适应医疗需要,在省政府帮助下,湘雅医院于1939年春在沅陵凤凰山下买了一栋木房子,因陋就简,搭棚开办了沅陵湘雅分院。1938年12月间,张孝骞约同湘雅医院院长肖元定来到沅陵指导工作,并决定将湘雅护校迁来沅陵,同时任命内科教授刘泽民为沅陵湘雅分院院长兼湘雅护校校长。
湘雅医院沅陵分院成立后,从长沙运来了部分设备,增派了一批医生、护士,并获得了一些社会救济物资。但院舍却成了问题。为此,刘泽民亲自动手设计了一些竹编泥糊和木板结构的土房子,并率工营建了大小25栋用房,除教室、宿舍、解剖室、图书室外,还有洗衣房、养猪房、停尸房等,各类用房一用俱全。当时缺乏高压消毒器,他们就用甑蒸敷料;没有电灯照明,就用马灯、手电代用;夜间遇有剖腹、截肢手术亦照做不误,且手术伤口多为一期愈合,极少有感染。医院的影响日渐扩大,日门诊量常常超过200例,病床达150张之多。后来又在当地宏恩医院借了两间房子,增设了一个门诊部,日门诊量亦达200例左右。
战时,沅陵一带霍乱流行,沅陵湘雅分院又在沅陵县城东郊的“三吾古寺”内开设了一所传染病院,以竹板、门板做病床,用灌肠筒代替输液瓶为患者补液,使大部分垂危患者起死回生,死亡率仅3.7%,大大低于国外文献报告的霍乱死亡率20%,因而受到国际联盟霍乱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和特别赞赏。此外,沅陵湘雅分院还为补灭当地流脑、痢疾作出了重大贡献。
沅陵湘雅分院院舍简陋,颇似草舍民房,但院内制度森严。刚毕业的住院医师需写住院病历一年;实行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主治医师早晚查房两次;主任医师每周大查房1~3次。对从贵阳来的本校实习医员则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病历写作、病程记录及各项化验报告。教师则用典型病例与学生一起开展病案讨论,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严师出高徒,在沅陵湘雅分院实习过的劳远琇、孙其发等湘雅学子,后来都已成为我国著名的专家、教授。
湘雅护校迁往沅陵
1938年10月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后,国民党实施“焦土抗战”,于11月23日放了一把火烧毁了长沙城(俗称“文夕大火”)。在长沙的湘雅护校亦被迫暂时关闭,高年级学生继续留在湘雅医院实习,低年级学生则被疏散回家。同年12月,张孝骞与肖元定在沅陵视察湘雅分院时,决定将湘雅护校迁来沅陵,并任命刘泽民为湘雅护校校长兼沅陵湘雅分院院长。
1939年1月,湘雅护校在沅陵召集了该校流散的护士专业学生,同时还收容了从常德逃难来沅陵的学生,共有55人,正式在沅陵复课。其时,在沅陵的湘雅护校一无教室,二无教材,就以湘雅分院病房或防空洞作课堂,老师则以口授和板书当教材,坚持照常上课。至1942年,学校已毕业学生12名。1940年春,湘雅护校开始在沅陵招收新生,学制仍为三年半,从1944年起,恢复春秋两季招生。到1945年10月复员长沙之前,沅陵湘雅护校共招生7届,毕业学生81人。
自1941年起,湘雅护校还为湖南省开办了“省立高级助产士班”,每年秋季招收,学制为三年,先后招生6个班,至1949年全部毕业,为国家输送助产士57人。
湘雅护校在沅陵办学整整7年,先后为国家培养护士、助产士150人。经湖南省教育厅考核,沅陵湘雅护校学生成绩列为甲等。按当时政府规定,护校学生毕业后先在军队医院或公立卫生机构服务一年,而助产士毕业后则必需从事妇幼保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都成为我国医护战线上的骨干。
1945年10月,在沅陵的湘雅分院、湘雅护校离别沅陵,复员长沙。同年11月在长沙复课、应诊。
避战祸,湘雅医院逃难安化东坪
除了内迁沅陵的湘雅分院外,留守长沙的湘雅医院屡遭日本侵略军的破坏。日本军队曾4次进出长沙境,特别是在1942年的巷战中,凶残的日本军队纵火焚烧长沙城,将湘雅房屋、设备焚毁一空,仅剩残垣断壁,其损失不下2000余万元。惟湘雅医院关系前方将士之医疗救护,不可停顿。在敌退之次日,肖元定、裴文坦等即率领医护人员,一面借天主堂施行临时诊务,一面为设法恢复湘雅医院诊务而奔忙。当即从省政府领得紧急救济费6万元,以维持日常诊务,并向社会呼吁,请求援助,以谋医院之尽快恢复。1944年4月,日军第三次进犯长沙。当长沙危急、市民们紧急疏散之时,留守长沙的湘雅医院120余名医护人员及其亲属被迫出城逃难。
为阻止日寇南下,当时的长沙铁路已被破坏,汽车亦征调军用。湘雅医院员工只得走水路,他们租了一条木船,装上几箱简单的手术器械和医药用品,便匆忙沿湘江逆流而上。大家推举13名年轻力壮者充当船夫,摇橹背纤前行。只因泊位有限,其他职工及其亲属只得扶老携幼、艰难步履,沿湘江南上。3天后,大家抵达了湘潭市。可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已达株洲,逼近衡阳。大家感到湘潭不可逗留。员工们立马折向西行,改走湘江支流涟水。又是3天行程,方走了45华里,到达了湘潭县的石潭镇。谁知日军已经捷足先登到达了湘乡县城。此时,湘雅难民已四面临敌,无路可走了,于是大家就近在张家祠堂安营扎寨。在这里,初来几天,员工及其亲属自拾柴火、买点盐米,半饥半饱,尚能勉强度日;再过了几天后,便银钱用光,无米下炊了。随后,大家只好打出了“湘雅医院”招牌就地开诊行医,赖以谋生。
在石潭镇,白天有日机狂轰滥炸。员工们一日数藏,躲避敌机;敌机飞去后,又要为受伤的难民治疗。夜晚,被当地人称为“虎狼队”的“国民党忠义军”便出来抢劫奸淫。他们无恶不作,乡民对其畏恐,叫苦不迭。好在湘雅医院遐尔闻名,加之“虎狼队”的人又常要找医生看花柳病,有求湘雅,也不敢放肆。
在张家祠堂一住就是三个月,在日寇的四面包围中,湘雅医院员工犹如笼中鸟、网中鱼,生死难卜。为逃离虎口,他们决定突围:某日深夜一时,员工们肩挑药械行李,手扶老幼病残,拖娘带崽,趁着艨胧月色分两批出发,逢河过渡,遇敌绕道,昼伏夜行,连行了5天始出险境,抵达了桃江县的马迹塘;继而再前行,才到达安化县的东坪镇,并在此落脚。
原来,两年前,肖元定院长早已派人将100多箱药品及小型医疗器械运到了安化小淹村,以备后患,这次果真派上了用场。于是,湘雅医院的员工们前往小淹村将药品、器械全部搬了过来,再挂出“湘雅医院”招牌,重操旧业,对外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湘雅医院员工在湘潭县石潭镇的张家祠堂和安化县东坪镇的流亡岁月中,其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而他们宁愿受苦挨饿,谁也不愿意动用从长沙带去的一批黄金。这些黄金是由凌惠扬医生等分散保管着。待抗战胜利复员长沙后,他们又将黄金如数收集,交给了医院,分毫未少。人们无不称颂这种大公无私的廉洁高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队首领在湖南芷江向我国递交了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当年10月初,在安化东坪的湘雅医院员工启程返回长沙,并先后与从沅陵、重庆返回长沙的湘雅师生会合,重建湘雅家园。
“长沙张仲景,湘雅溯先贤。”自谭延闓、胡美、颜福庆开创湘雅医学已逾百年。百年之旅积淀了厚重而有特色的湘雅文化,并在一代又一代湘雅人中传承。他们敢为人先,吸纳中西文化特别是医学之精华,传授给中国青年,并着力打造“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之湘雅风骨,严谨治学,不懈进取,为祖国培育了大批医学精英。如在全世界首次成功分离出小儿麻痹病毒的李桭翩,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分离沙眼病原体的汤飞凡,首次在我国实施低温冷冻技术开展心内直视手术的谢陶瀛,耗时40年对被称为“中国希波克拉底全集”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进行收集、整理、标点、解读,并编篡出版了《黄帝内经集解》(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48卷)的龙伯坚父子,等等。他们不仅是湘雅的骄傲,也是整个医学界的骄傲。上述抗战期间流亡中的湘雅生活片断,只是百年湘雅的缩影,却也足以证明:湘雅之路是一条中西合璧开拓创新之路、精心育人高效成才之路、敢为人先不懈进取之路,是湘雅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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